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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後數位景觀社會

    文 | 張賜福(策展人)

    近來在討論數位技術與藝術實踐的種種現況時,「後數位」(post-digital)是一個經常被提出的概念。這個詞彙其實並非直到現在才出現,至少在2000年的時候,新媒體藝術家羅伯‧佩波羅(Robert Pepperell)與麥可‧龐特(Michael Punt)即合著過一本名為《後數位之膜:想像、技術與欲望》(The Postdigital Membrane: Imagination, Technology and Desire)的書,將當時勃興中的數位技術、人類想像力與藝術創作,進行清晰有趣的案例分析。在上個世紀末的當時,他們提出面對不斷加速技術演進的數位時代,人們自此無法脫離on/off、0與1的世界,進而從人的基本需求與反應為中心,提出後數位時代的願景。其中羅伯‧佩波羅更是早在1995年即出版過《後人類狀態》(The Post-Human Condition),探討人類與科技不斷提高共生狀況的現實。十餘年之後的現在,許多評論者開始將後數位視為當代,而將數位推擠到過去式的討論範圍。在不同創作類型的領域中,常常對數位技術帶來的便利性已視為當然,並同時聲討其無新意與魅力喪失的缺失。以音樂為例,電子音樂家金‧卡司柯尼(Kim Cascone)的著作《失敗的美學》(Aesthetics of Failure),引用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創辦人尼古拉斯‧尼葛洛龐帝(Nicholas Negroponte)所言:「數位革命已經結束」,西方世界與好萊塢已經以商業手段打包帶走了。這些來自第一線創作者的意見雖然不是定論,卻是非常具有建設性的質疑,因為他們正是最接近數位技術與藝術創作的專家。在這些例子當中,羅伯‧佩波羅在90年代即受邀於奧地利林茲電子藝術中心展出,金‧卡司柯尼則參與了大衛‧林區(David Lynch)電影《雙峰》(Twin Peaks)的音樂創作,都不是外行人在圈外的生疏臆想。這些討論無法一一列舉,但都有類似的態度,一致指向相近的焦點,即作為人的意義及重新思考的必要性。

  • 《媒體考古學》(Archaeology of Media)的作者西格弗里德‧齊林斯基(Siegfried Zielinski)曾回應一個問題:新媒體真的新嗎?(Is New Media Really New?)他在1999年接受電視訪問時,曾經提出一個人類文明進程的淺白立論,即:此刻的我們並非完全創新,而是在歷史累積的基礎上緩步向前,朝向未來,數位科技亦是如此。身為新媒體藝術的前衛學者,有趣的是,他並不看重一般以為新媒體藝術應該具有的互動的特質。關於互動,他認為是一連串被設定的程序,本身並無關藝術,甚至有害於藝術表現的多樣性。能讓觀者隨意選擇不同的可能性、自由組合,一直是自從超文本標示語言(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,HTML)觀念普及廣泛應用之後,被視為時代特色與數位藝術的強項,並加以推崇。但他卻一語道破其中的弔詭,也就是說,看來廣泛、難以數計的互動選項,其實是在觀眾與作品之間有限制的變化,是無稽的,甚至於對藝術有害。他進一步解釋數位與類比在性質上如何區別的問題,簡潔有力指出了:數位技術是被發明來避免錯誤,它可以創造完美的計算,基本的特質是「正確」。然而演化與創造行為卻與此相反,錯誤與混亂常是必須的。西格弗里德‧齊林斯基認為數位在生活中許多面向並不夠強壯,相反的,類比的熱情與非理性的力量更可以依賴。

  • 數位技術與顯示介面的高度發展,雖然提供了細緻模擬自然的視覺介面,背後仍然是一連串複雜不容錯置的指令,完全不離正確計算的功能。當計算功能提高數千萬倍的反應速度後,提供了人的感知經驗無法察覺順序的指令,而被我們視為同時並存的多樣選擇。事實上,它所提供的只是容量有限的分類路徑,選擇即便看來目不暇給,仍然是有限的組合。而類比或自然現象,一開始就提供完全無限的可能性,但無法重複與保證正確。非理性的熱情與理性的技術經常是不相容的,而新媒體核心價值就必須建立在不斷更新與反思的精神性辯證之上。或許,我們必須努力的是將非理性、熱情的力量,置入理性的邏輯與機械技術之中,創造出數位與類比的全新融合。

  • 近半個世紀之前,居伊‧德波(Guy Debord)出版《景觀社會》(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),創造了「景觀」(Spectacle)的概念,作為資本主義發達社會危害人類精神的原點。像所有的前衛思想一樣,他的基本主張是反藝術、特別是與真實生活脫離實際聯繫的藝術生產。因為作為愚弄人類的手段之一,由資本主義源頭所生產的一連串限制性影像符號,最終將使人類真實情感的表現,都被限縮在有限性的影像或詞彙裡,徹底被統治而不自覺。將這些主張拿來與現況作對照,在邁入後數位時代的此刻竟然並不顯得陳舊,反而是更加生動的描寫,彷彿是在現場的陳述。因為他所反對的情況一直都沒有本質性的改變,尤其在數位技術完全融入生活之後,相對應的控制手段更加精密與難以擺脫,這些軟硬體工具被用心製造成精品的樣貌,安靜無害遞送到我們的手上,讓我們樂於收納展示且愛不釋手。在很短的時間之內,所有的人都迷上了智慧手機指尖點選滑動的互動行為,專心膜拜的樣子彷彿形成了一種集體催眠的奇觀。其中的聲光內容、資訊傳遞與回饋方式,正如同居伊‧德波所憂心的未來,人們使用著被預先設定好的貧乏詞彙溝通著,並表達出誤認為是出自於自己感受的意見。沒有人有機會能阻止這種情況持續發展,因為數位技術現在已經取得大多數人的信任,從人的助理演變成人的代理,但是基本上,使用者選擇權(Opt-in/Opt-out)的闕如正是自由社會的反向指標。

  • 除了上述的嚴重缺點之外,剩下都是眾人皆知的優點。持續創新的技術確實提供了最多的機會,前所未有的在藝術領域裡作為創作工具的代表。藝術家也跟一般人一樣,身處在這個後數位景觀社會之中,無法獨自創造出另一個世界,但藝術家卻應該擁有更敏銳的觀察力與行動力,滲入這個被數位技術層層羅織的網罟,作為典範轉移與反抗的先鋒,而不是加入景觀的生產線。藝術家也是樂觀的批評者,但只能以藝術作為反藝術的武器。媒體變體學(Variantology of Media)的研究指出,偶一出現不合時宜的發明,在另一個時空下可能啟發、改變了媒體常態發展的歷史。在數位藝術即將成為老詞的現在,也應該是群魔亂舞的浪漫時代,以便向後世證明我們並不怠惰。

    偏見即主張。在藝術的領域裡,我們無法提出周延的論述,只能將自己內心的想法老實說出來。